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为“第一次长沙战役”、“湘北会战”，日本称“湘赣会战”），是指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至10月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接壤地区对日本军队进行的防御战役。

这次战役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日本为达到对国民政府诱降和军事打击，集中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至10月14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此战，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试图围歼第九战区主力的战略目标，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员、装备，提振了士气，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战争背景

第一次长沙战役前，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另外日本关东军刚刚在诺门坎战役中被苏联红军击败，因此希望在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恢复士气。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为进一步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10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分途进犯长沙，企图在最短期间内将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歼灭。

国内背景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战略要点。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九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在战线上对峙。

战争过程

赣北作战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14日，赣北的日军第106师团中井良太郎部率先发动了牵制攻势。在这个方向的华军3个集团军7个军在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抵抗。

罗卓英对高安方向的布防是：滇军第一集团军第58军守高邮市至祥符观一线；第60军守祥符观至故县线；19集团军32军（原晋军）守锦江口至高邮市、锦江南岸线；东北军49军和中央军第74军控制上高附近。附近还有30集团军（川军）王陵基部2个军。

军队军队日军于9月14日夜首先向驻会埠的第60军第184师的阵地发起进攻。次日，便突破了第184师的阵地。日军攻占会埠后，第106师团兵分两路：一路向阴山村、罗坊西进，一路则向渣村、水口甘南犯。一路由高安以东的大城、鼓楼铺向第32军阵地进犯。17日，南犯日军先后占领水口甘、樟树岭；西进之日军则进占罗坊、治城，随后也转向南犯。18日，日军占领了高安北部的村前街、斜桥和祥符观，从三面完成了对高安的包围，并与在会埠一线的日军，形成了对第60军和第58军的包围。在情势十分危急之时，第60军遂从前街冲出日军尚未完成的包围圈，向宜丰方向集结。第58军则且战且退，18日晚渡过锦江，向西往凌江口方向转移，与在宜丰集结的第60军从南到北形成一道新的防线。第32军则弃守高安。19日，日军占领高安。薛岳得知高安失守后，严令第32军夺回该地，同时派第74军前往增援。

20日，日军第11军命令第106师团在消灭高安附近之第9战区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106师团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团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附近集结，准备西进。第32军一部则乘机于21日乘夜北渡锦江，击退日军，并于22日收复高安。

23日，日军第l06师团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5～26日，日军第106师团一部攻占上富、横桥、甘坊，另一部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至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展开对中国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的攻击，30集团军且战且退。同时，罗卓英急调第60军和第74军对西犯的日军分别进行堵截。王耀武率七十四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拦截了向长沙进犯的两个师团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长沙会战的主战场。继而，双方在上富、冶城、甘坊一带展开了拉锯战。国军以攻为守，调集几个师的兵力向甘坊一带反击，以达到消耗该部日军兵力，阻滞其西进鄂南、呼应湘北的目的。25日至27日，第184师由南向甘坊攻击，第15师在甘坊西与敌战斗，第183师在甘坊西北的九仙汤、刘庄一带与日军激战。这3个师的攻势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收复甘坊，但也拖住了日第106师团不能远行。薛岳想再创一次万家岭大捷，吃掉这个当时险遭全军覆灭的日军特设师团，遂令罗卓英增调第72军和第74军的第57师，连同第183、第184师，将日第106师团包围于甘坊。但是，该师团居然于10月3日冲出重重包围，并继续西进攻下大瑕街、石街，达到预定的赣北西行最远点。这时，主战场的日军已经开始后撤，106师团牵制赣北国军的任务已经完成，5日，薛岳再次电令罗卓英、高荫槐、王陵基督饬所部，务必将日第106师团全歼。结果，当国军发起进攻时，该师团以反突击冲出国军的重重包围，撤回武宁据守，赣北作战至此结束。

鄂南作战

9月21日，集结于湖北通城的日军第33师团，在师团长甘粕重太郎中将指挥下，在鄂南发起攻势。其目的是从东边避开国军沿新墙河、汨罗江设置的两道防线，在平江地区与湘北日军主力夹击部署在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的国军第15集团军。日军第33师团是1939年2月才在日本仙台编成的警备专用三单位制师团，第9战区对鄂南方向进行防御的是杨森的第27集团军。日军第33师团由通城南犯后，首先以一部兵力向第79军正面阵地南江桥进行佯攻，同时，另以一部兵力准备绕过幕阜山东侧，经白沙岭向长寿街推进。杨森很快判明日军是企图切断第79军退路，然后加以包围歼灭。他立即向薛岳报告，同时急令通城以南的第20军由西向东侧击日军。薛岳接到报告后十分震惊。这股日军若是与湘北日军会合，那么部署在新墙河、汨罗江防线的第15集团军就会受到夹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急忙调第8军前往增援，同时命令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崧甫，以大湖山、九宫山方面的部队由南向北尾击和由东向西侧击敌人，对日军构成南北夹击和包围的态势。[4]

22日，日军占领麦市西北的高冲、塘湖市、鲤港；23日，又围攻麦市。第79军第140师因伤亡过重，撤出麦市，随后，在麦市以南地区与赶来增援的第20军第134师并肩战斗，继续阻敌南下。日军在攻占麦市、桃树港后，继续向南攻击前进。第20军第133师在苦竹岭、南楼岭、葛斗山一带设防。但因兵力单薄，在日军的进攻下被迫撤走。次日，第140师1个团经过反攻，夺回南楼岭、葛斗山两高地。日军第33师团被阻止于大白塅、鸡笼山、磐石、箭头、麦市之间，不能前进。乃改向苦竹岭攻击，然后进入修水县之桃树港，向长寿街方向前进。途中又遭到第20军第133、第134师在白沙岭堵击，第79军第82师及第98师在右侧面的侧击，到桃树港时，又被第140师侧击，伤亡较大，进展缓慢。30日，日军第33师团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日军两条战线联成一线，但预计包围的国军15集团军已经后撤。2日，第33师团开始后撤。后经渣津东攻修水策应第106师团撤退。第79、第8、第20军及第30集团军互相配合，多次对撤退的日军进行截击、夹击。10日，撤退的日军退回通山、通城一带原防地。

湘北作战

决战新墙河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湘北主战场打响的时间是9月18日。日军投入进攻的部队是第6师团、奈良支队和上村支队约5万人，向新塘河以北的国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在湘北方面担任守备的国军是由关麟征指挥的第15集团军。其部署是：第52军扼守第一道防线，即新墙河防线，配置在右起杨林街、左至洞庭湖东岸的九马嘴一带；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至洞庭湖东岸的江岸；第73军控制着汨罗江地区，构成第二道防线。

日军在攻下第52军两处警戒阵地的同时，也攻占了第52军在新墙河北岸下燕安、马家院等前进阵地的重要据点。第52军部队被迫撤退到新墙河南岸。关麟征在接到第52军在新墙河北岸全部警戒阵地和前进阵地失陷的报告后，立即命令第37军除留下1个师守备营田外，余皆调至新墙河南岸，协同第52军守备新墙河南岸阵地。第37军原防线交给前来增援的第70军守备。

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先是集中80多门火炮向防守新墙河南岸的第52军第2师阵地猛烈炮击。一小时后炮火延伸，日军第6师团在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亲自指挥下，从七步塘附近开始强渡新墙河。但遭到国军的顽强阻击，日落时分，双方仍在新墙河一线对峙着。

奇袭营田

但是，日军突然又使出一手杀招，上村支队奇袭营田。据冈村回忆：“此次会战，我最注意的是驻在江北的第3师团抽出来的上村支队的行动。因为该部队既不熟悉江南的地形，又要进入洞庭湖在敌前登陆，而且要求他们采取大胆行动，楔人敌军侧背。最初还仰仗海军方面的协助，同时将当时被免去关东军参谋转入我军司令部的迁政信中佐，派往该支队担任主要幕僚。9月23日拂晓，接到该支队在营田登陆成功的紧急报告时，才放了心。其后该支队以机动舟艇圆阵突破敌阵等特殊战例，成功地威胁了敌军主力的退路”。

冈村营田登陆这一招，确是薛岳和关麟征都没想到的。营田失守，尤对关麟征的震动最大：日军第6师团从新墙河正面；奈良支队从右面向他压来，营田上村支队又源源上岸，他的几个军包在中间，陷入三面被围，一面临水之绝境，有被围歼的危险。他于是在征得薛岳的同意后，立即组织各军后撤。这个决心下的非常及时，日本军对关麟征的不配合非常不满，大骂关麟征战斗意志薄弱，苦心经营半年到一年的阵地居然都不战放弃。

薛岳违抗蒋介石命令决策守住长沙

薛岳在长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最后，会议做出了诱敌至长沙郊区实行反包围与敌决战，进而将其歼灭的作战方案，即所谓天炉战法，依湖南的地势，左倚洞庭湖，右凭幕阜山，以其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河这四条河做为迟滞日军的依据，并彻底实施“化路为田，运粮上山”的做法，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力消除。故总体方针为“后退决战，争取外围”：国军以且战且退做法在四河与幕阜山间游移，攻击然后后撤躲藏，将日军拖入四河之中，最后再以长沙城中主力与外围藏在山林中的部队合围深入四河中的日军。接着，薛岳令战区直辖第4军及炮兵向岳麓山、长沙及其东北地区前进，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第9战区前线指挥所则移驻渌口。

为了争取蒋介石的“对日寇迎头痛击”军令，薛岳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直接与蒋通话，表达自己坚决抗敌，死而后已的决心。蒋介石开始还耐心地与薛岳通话，劝他“稍安勿躁，静待时机”，后来看到说服不了薛岳，就干脆不接他的电话了。

一心想抗击日寇的薛岳将军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没有办法，只好直接打电话去找蒋夫人宋美龄了。薛将军对宋美龄说，“请转告委员长，敌人再敢向我长沙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即开打了！”

此话经宋美龄转告蒋介石后，蒋又急得连续向薛将军打电话，但薛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接电话了，只让参谋人员回话说，“薛长官上前沿阵地了，不知道何时能回来。”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让白崇禧（时任桂林行营主任，长江以南地区的作战统由其指挥）、陈诚（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前往长沙传达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作战。他们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临时搭设的指挥所里，见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薛岳。传达了蒋介石关于不守长沙的作战方案。但是薛岳却强调湖南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军人，该誓死保卫它。而且他还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白崇禧无奈，只好搬出蒋介石，要其服从命令。薛岳一副豁出去的激动，“长沙不守，军人的职责何在!”陈诚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无济于事，和白崇禧商量后决定将薛岳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以便重新做出裁决。

长沙会战打响

当新墙河南岸的中国军队有计划地撤向汨罗江防线时，日军第6师团、奈良支队紧追不放，跟踪南下。然而，被中国军队和当地民众早已破坏了的交通道路，令日军的机械化优势无从施展，只能在中国军队的屁股后面徒步跟进。

25日凌晨，日军迫近汨罗江北岸。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继而，日军开始架设浮桥，准备渡过汨罗江。但日军的第一次试渡被汨罗江南岸的守军打退了。于是，日军便改变策略。他们派出一部分日军换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装扮成难民，在中国军队结合部的间隙中偷渡过江，窜到新市，准备里应外合，配合主力强渡。同一天，日军上村支队也由西向东进犯，并攻占了归义。第70军奉命对进占新市和归义的日军进行反击，但只克复了归义，新市仍被日军占领着。26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守军阵地，激战竟日，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福石岭地区，日军企图在平江地区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 就在冈村宁次为自己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而失望时，薛岳准备在长沙郊区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终于得到了批准。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以第2、第25、第195、第60、第77、第59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第70军转移至浏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之线；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2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日军第33师团。

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伏击圈；第6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均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的伏击。数次遭到伏击的日军跌跌撞撞，本想继续南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赣北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正按计划向湘北挺进；鄂南第33师团正向汨罗江上游推进；湘北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已突破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看来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赣北日军硬是被中国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但中国军队主力已经后撤；湘北日军在突破国军两道防线后，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冈村宁次大惑不解。

冈村宁次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无所不晓，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自认对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由薛岳指挥的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冈村宁次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冈村宁次认为，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编制1100人，人数相当于中国军队1个团）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编制3800人，略少于中国军队1个师）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来计算。冈村宁次也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中国军队的1个师。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中国军队的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

冈村宁次被迫撤军

冈村宁次在此次作战中不但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中国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甚至后勤也不能完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冲向长沙只能是冒险，冈村宁次仔细权衡后，最终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命令说：“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几十年后，冈村在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撤军的原因时说：“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显然，冈村宁次在为其撤军寻找借口。不管怎样，从10月1日起，日军确实开始撤退了。

冈村宁次撤军的决定太出人意料，以至于薛岳在接到日军撤退的报告后，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还等着在长沙郊区与对手一决高下呢。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继而，桥头驿、上杉市等地日军相继后撤。

身在前线的关麟征发现了日军撤退的迹象。他当即下令各部跟踪尾击由上杉市撤退之敌，10月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开始向汨罗江北岸退却。4日，第15集团军收复长乐街、汨罗、新市等处。

直到此时，薛岳才断定日军确实在撤退，于是赶紧下令，要求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但为时已晚，日军大部已渡过汨罗江。至10月14日，赣北、鄂南、湘北各战场均恢复到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4]

战争结果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方和中方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日方声称此战毙、伤、俘国军4.8万余人，而日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600人；中方则宣称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九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

此战，中国第九战区部队挫败日军的战役企图，予敌以有力打击，大大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员、装备，使日军显露出发动大规模作战时兵力不足的弱点。军队士气得以提振，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战争争议

从当时中国方面的宣传看，显然是将己方作为胜利者。但日军并不这样认为，冈村在其回忆录中，连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而是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顺利的话则视情况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兵败长沙一说？在他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赣湘会战”。

著名民国史专家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当时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任作战科长的赵子立认为：“此次会战，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但这一仗使日军上层认识到国军不可侮，“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但在日本军队的战争辞典里，与国军作战打个平手就等于是失败。当重庆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一浪高过一浪地庆祝“长沙大捷”、薛岳等人频频在各界祝捷会上风光亮相的时候，日本方面的反应却是冷冷清清。

相关历史人物简介

罗卓英

罗卓英（1896—1961），字尤青，号慈威，国民党陆军上将。1896年3月19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7岁入乡私塾读书，1914年毕业于该县官学，次年入大埔中学。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抗战期间，因指挥上高会战取得大捷，获授“青天白日勋章”。

罗卓英早年参加东征、北伐及中原大战等役，由下级军官累升至国军第11师师长及第18军军长，并积极参与江西剿共。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之罗店争夺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仁安羌大捷、平满纳战役等重大战役，历任第十六军团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武汉卫戍总司令兼第5兵团总司令、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青年军总监、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大会代表。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晋升为陆军上将。1947年8月赴沈阳，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主任陈诚）。1948年2月，随陈诚离职南下，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协助陈诚经营台湾，改编整训败逃的国民党军队。金门战役初起，罗卓英与胡琏从台北抵达金门，原意以胡琏取代汤恩伯与李良荣，惟正值战事激烈进行，罗卓英以第18军老长官身份于旁督战。不久，长官公署撤销，改任台湾政权“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研究院副主任等职。1961年11月6日，因患糖尿病逝于台北。

高荫槐

高荫槐(1889-1976)，号蕴华，云南昆明人。抗日爱国将领，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滇军将领，国民党陆军中将，为龙云手下的重要人物。保定系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历任滇军排、连、营、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在内的大小战役，任第六十军183师师长、第30军团副军团长、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新三军军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国共内战时期他不为形势所动，不为国民党效力。

王陵基

王陵基(1883年9月-1967年3月17日)，字方舟，人称"王灵官"，四川省乐山(今乐山市中区)人。民国时期川军军阀，将领，川军五行中资格最老的人物，刘湘、杨森都要喊他一声老师。

本来他也是有自己的武装的,但后来因为死保北洋被打成光杆，才投奔刘湘，帮助刘湘称霸全川，他也重掌兵权，但因倚老卖老一度又被撤去一切职务。抗战初期争夺四川省主席失败，编组16个保安团组成第30集团军出川抗战，后来为第九战区副司令，抗战后任第7绥靖区司令，江西省主席和四川省主席，四川解放时被俘，是功德林里唯一货真价实的上将。

杨森

杨森(1884年2月20日-1977年5月15日)，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四川广安县龙台镇寺(现广安市广安区龙台镇红日村)人，祖籍湖南衡阳草堂寺，川军著名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贵州省主席。杨森与"水晶猴子"邓锡侯、"巴壁虎"刘湘、"多宝道人"刘文辉，"王灵官"王陵基并称川军五行。

杨森颇具传奇色彩，历经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历史时期，既有早年讨袁护国 ，炮击英舰、保护朱德、陈毅、胡志明的正义之举，又有勾结吴佩孚破坏革命、制造"平江惨案"和积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斑斑劣迹 。

1949年，杨森由成都离川赴台，后病逝于台北，是民国时期四川军阀中最后一位去世的将领。他一生追求洋气和新潮，同时还是民间秘密组织袍哥会的一名舵主。

 

樊崧甫

樊崧甫(1894-1979)，浙江缙云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工科;辛亥革命时，参加光复杭州的战斗，任敢死队分队长;后历任国民政府军旅长、师长、军长、军团长、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战区中将总参议等职;民国36年1月退役;上海解放前夕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地下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民革虹口区筹委会主任委员，1958年6月任民革虹口区第一届区委主任委员，1959年3月起任虹口区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常委，还兼任上海市参事室参事等职务;1979年2月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

关麟征

关麟征(1905-1980)，原名志道，字雨东，汉族，陕西鄠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人。

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任军校教导第1团排长，军校学生总队总队长严重的中尉副官、第四期入伍生团上尉连长、学生队队长等。后任宪兵团营长，补充团团长。1928年起历任国民党革命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1947年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49年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后居香港。

1980年7月30日病逝于香港伊利莎白医院，享年75岁。著有《关麟征回忆录》等。

白崇禧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字健生，广西桂林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军阀新桂系中心人物，与李宗仁合称李白，两人多年一路合作无间，最初一同加入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阵营，又联手驱逐广西的旧军阀。北伐战争时，率广西军队攻至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和蒋介石及其它地方势力多次开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二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合作指挥多场大战，屡有胜果。

白崇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然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未能保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果，局势对国府愈趋不利，新桂系最终亦无法保住中华民国的半壁江山。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大陆后，白崇禧前往台湾，于1966年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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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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