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军队驻武汉的第11军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一场作战，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

在枣宜会战中，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

枣宜会战再一次显示了日军的战力远胜当时的国府军，按第11军的战报显示，该会战日军伤亡仅约7000人，与之相较，国府军承认的战损为：阵亡36983人，失踪23000人，负伤50509人，如换算伤亡比率，日军投入56个大队，伤亡约占有效作战兵力的12.5%，可国府军投入之兵力约54个师，概约38万人，伤亡高达总兵力29%，或是，有效作战兵力的45%！毫无疑问，国府军战败！经此一役，第五战区主力元气大伤，且重要性急速下降，直到抗战结束都没有恢复，换言之，日军的企图达成了。但是，第五战区的作战计划基本上并无问题，会战开始前，中国方面及时发现日军企图，正确判断日军进攻方向，采取了相应部署，准备在平汉路武胜关、广水段先发制敌，袭扰日军后方，威胁武汉，对日军进行战役侦察，破坏其企图。此计划虽好，但未能实现。

会战第一阶段（襄东作战）以一部抗击日军，主力及时转移外线，控制于日军侧翼机动位置，使日军在襄东平原地区包围合击中国军队的企图落空，并乘日军返转之机，适时反攻，造成对日军第3师团的反包围。日军在100多架飞机、200辆战车掩护下，突围而出；在3天的围攻中，装备较差的中国军队给予第3师团以严重杀伤，挫折了其锐气。在南线，第33集团军截击日军的部署也是对的，但兵力不厚，通信联络失密，致遭日军第13、第39师团的反扑，损失较大，总司令张自忠壮烈牺牲。他的精忠报国之志，足以引为全民族的骄傲，并永垂青史。总之，中国方面对第一阶段作战的判断和部署大体是正确的，从战场形势看，并未完全受制于日军，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问题出在对我方部队战力估计的过高，而实情是我军极度缺乏重装备。我军至少有三个军为敌重创，但日军只掳获山/野炮二十三门！只能靠人力硬攻，打击力严重不足，以致再次上演虽已对敌（第3师团）包围攻击，却无法将之全歼或重创的一幕。

第二阶段的作战却完全陷于被动。会战一开始，即使日军以一部西渡汉水，也仅是佯动，因而在全战役计划中根本未考虑河西作战，将河西主力放胆调到河东，连宜昌也无兵守备。第一阶段作战后，日军又从长江下游第13军调运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以加强第11军，并以6个汽车中队向前线运送大批作战物资，中国方面竟未发现，仍然处于麻痹状态，仍在等待日军自行东返。日军经过整补，突然转而向西，长驱直入。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措手不及，仓猝调整部署，全盘顿时错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战略重镇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这对尔后的抗战，在军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难。这完全是统帅机关对日军战略和战役企图判断错误所造成。如能在全战役计划中顾及日军西犯的可能，控制较强的战役预备队；退一步讲，如能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到日军西渡汉水的10天空隙时间内判明日军动向，调整部署于先，当仍可保持一定的主动性，给日军以更大打击，而减少己方的损失。

各战区之间以及战区内各部队之间缺乏积极主动的策应，也是导致此次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这一弊病在历次会战中反复出现）。日军为遂行此次会战，从长江以南和长江下游抽调了大批部队，也就是说，从第九、第三战区当面抽走了大批部队，这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本来就很分散、薄弱的守备力量更加分散，更加薄弱。第九、第三战区如能乘此机会向当面日军发起强有力的攻势，必能收到较冬季攻势更大的战果，威胁日军后方，给第五战区以有力的策应。但第九、第三战区虽有所行动，却远不够积极、有力。予以一大打击……第九战区应乘虚蹈隙，进袭当面之敌，使第五战区作战容易……第三战区应加强沿江兵力，积极邀击敌舰，截断长江。”这一命令也未得到认真执行。同样，在第五战区内，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也曾要求第21、第29、第31各集团军先发制敌，进攻日军后方，威胁汉口，确实截断平汉线，但这些训令发出后多未付诸实施，军事委员会和战区也未严格督查，因循了事。

张自忠烈士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张自忠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率部北进。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

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3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39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事隔16年之后，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据史沫特莱记载，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和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张自忠是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第3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自忠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虽死，但他活在当时中国人民心中，且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流芳百世……

相关历史人物简介

池峰城

池峰城（1904—1955），著名抗日将领。直隶景县（今河北景县）人，1920年起入西北军冯玉祥部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当兵，任排长、连长。1927年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营长，中原大战后，任国民党政府军陆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一师师长。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同年10月授陆军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师长，于1939年3月升任第三集团军第三十军中将军长。1943年任第五战区鄂豫边游击总指挥。1945年后任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战区长江上游江防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等职。先后参加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枣宜会战。在台儿庄会战中，率不足万人苦守孤城达20余日之久，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解放战争中，1946年起任第二军军长兼宜巴要塞守备司令，国民党军保定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将部员，河北省政府代主席，华北“剿总”中将高参，1949年1月策动军统北平站长徐宗尧起义，率所部参加北平和平解放。

黄樵松

黄樵松（1901－1948），字道立，号怡墅，河南尉氏人。原国民党第30军军长，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军人。在抗战中，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娘子关、台儿庄和保卫武汉等战役，屡建功绩。

黄樵松出自冯玉祥西北军，曾任国民党42军79旅少将旅长，在台儿庄立功后获颁青天白日勋章。1948年，解放军包围了太原，阎锡山急向蒋介石求援，调胡宗南所辖30军空运援晋。时任30军军长的黄樵松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解放军积极联络，准备在太原起义，但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后被押解南京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就义前他面对敌人的屠刀，写下“戎马仍书生，何事掏虎子，不愿蝇营活，但愿艺术死”的《绝命诗》，表达了他矢志追求真理、愿为光明的新中国而献身的精神。

张华棠

张华棠（1900年——1993年）天津渤海人，是位抗日爱国爱民的好将军。

1927年张华棠任冯玉祥部队骑兵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

1927年3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0军

1933年5月，参加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组成东北抗日联军

1939年3月张华棠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30师师长

1948年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

1950年退伍，在台湾基隆瑞芳商业学校任教，担任地理、历史和武术教师。

1993年因病医治无效病逝于台湾，享年93岁。

乜子彬

乜子彬（1901—1951）[1] ，字森昌，河北省景州（今景县）乜村人。和抗日名将池峰城是同乡。国民革命军第31师93旅旅长。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1901年出生于河北景州乜村的一个贫寒的秀才之家，由于家境贫寒，十岁时即当佃户，因势单力薄，常常被地主欺辱。十二岁时不忍地主歧视，投到冯玉祥西北军麾下当兵，先后干过马夫、伙夫、传令兵等。1929年升任营长。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第31师93旅旅长的乜子彬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在战斗中，乜子彬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杀敌，作战十分英勇，有“拼命三郎”的美誉。1943年参加“鄂西会战”中的石牌保卫战。抗战胜利后，先任河北省政府保安处长、保定警备司令部司令和九十二军副军长等职，1949年乜子彬赴台湾。1951年因鼻咽癌病逝于台北。

吴鹏举

吴鹏举（出生年月不详）籍贯河南周口项城。西北军出身。1928年10月任第25师旅长。1930年10月任骑兵第4师团长。1933年1月任42军独立第44旅团长。1936年7月升任独立旅旅长。

后来又率部武汉会战。1942年7月任暂编第36师副师长。1947年11月晋升陆军少将，不久，因国共战争而退役。退役之后一直闲居成都。

1975年亡于四川。

刘汝明

刘汝明（1895—1975），字子亮，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早年入冯玉祥领导的第16混成旅。国民军成立后，刘汝明就任警备第1旅旅长。后来升任西北军暂编陆军第10师师长。

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被任命为宋哲元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

1933年，刘汝明参加长城抗战，任第一四三师师长。1936年，兼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7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八军军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汝明出任第四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被任命为第八兵团司令官，参加徐蚌会战。1949年，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刘汝明自行决定率其第五十五军和第六十八军从安徽贵池撤至福建漳州。

1949年8月，奉蒋介石之命，驻漳州的刘汝明第八兵团率第五十五军接防厦门。解放军于1949年10月17日攻占厦门时，刘汝明即率部乘船撤往台湾高雄港。台北《中央日报》发文责备厦门守军执行上级命令不力，矛头直指刘汝明。刘汝明从此一蹶不振。

1975年4月28日，刘汝明在台湾病逝。

鲍刚

鲍刚，1897年出生，谱名汝纲，号纪三，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九龙乡。幼家贫，从事耕牧。14岁时，得亲戚相助，就读于私塾。因家居瓦埠湖畔，涝灾频仍收成无着，迫于生计，18岁离家至沪当工人。

鲍刚在民国6年（1917年）赴广州从戎于许崇智部，后投入冯玉祥西北军方振武部，因勇敢善战，升一旅旅长。

民国17年任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九十一师师长。民国18年1月，蒋介石以 “编遣”为名，把方振武部第四军团编为四十四、四十五师。四十五师师长方振武，鲍刚任副师长。9月，方振武在南京被蒋介石扣押，鲍刚在芜湖召开会议秘密起兵反蒋。后惨遭暗杀。

黄琪翔

黄琪翔（1898年～1970年），字御行，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著名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

刘和鼎

刘和鼎（1894—1969），字波鸣，安徽合肥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毕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中将师长。1928年暂编第17师第49旅，中将副师长兼第49旅旅长。1931年1月1日获颁三等宝鼎章。1936年1月1日晋颁二等宝鼎勋章，叙任陆军中将。1940年9月11日调任第33集团军上将副总司令兼第39军军长。1946年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1949年赴台湾，1969年在台湾病逝。

钟毅

钟毅（1901年—1940年5月9日），字天任，广西扶南（今扶绥县）长沙村人。1918年，钟毅赴广州报考韶关讲武堂。1924年钟毅到南宁任李明瑞团的上尉连长。不久，以战功晋升为少校营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钟毅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二旅第三团上校团长。1929年后，历任广西省特派员公署总务处长、省政府警务处长诸职。后被派到日本留学，学习军事。1931年，钟毅在第四集团军总部任上校参议。1934年，考入陆军大学特二期深造。陆军大学毕业后，被任命为第三十一军第一三八师第四一四旅少将旅长，率军北上抗日。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钟毅任少将旅长，率军积极参加抗战。1938年，钟毅晋升为一七三师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日军进攻鄂北，一七三师奉命固守该地区并设阵地，与日军发生激战，在唐县镇、尚书店往返冲杀，日军死伤惨重。钟毅指挥有方、身先士卒，战役结束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陆、海、空军甲等奖状。全师开回樊城东面之张家湾地区整顿补充。同年12月，钟毅指挥第一七三师英勇作战，接连扫除日军在安陆、钟祥的据点。1940年4月，钟毅所辖一七三师固守随县、枣阳正面，参加枣宜会战。5月8日，钟毅率部到达河南省边境之苍台附近时，遭日军追袭，身负重伤。5月9日，为不受日军俘虏，钟毅举枪自杀，壮烈牺牲。

何基沣

何基沣（1898年10月—1980年1月20日），河北藁城人。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第110旅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以机智顽强的作战赢得时人赞誉，成为一代抗日名将。1938年春秘密赴延安，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11月，同张克侠一起率领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和第五十九军共两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驻地起义，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48年12月10日，毛泽东、朱德向在淮海战役中举行起义的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发出贺电，祝贺他们起义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局局长，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等职。是第一、二、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0年病逝于北京。

王劲哉

王劲哉（1897—1968），字步礼，绰号“王老虎”，陕西渭南县阳郭镇康坡村（今渭南市临渭区）人，[1] 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抗日将领。他是屡立战功的西北军骁将，“西安事变”的主要参与人，逮捕山东王韩复榘的执行人，鄂中六年抗战的旗帜、领袖；他曾任共产党渭南军分区副司令员、陕西省政协常委，“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他军政皆能，作为要犯竟能两次“越狱”成功，治理开封、鄂南等地绩效很好，有“开创乱世好风气”美誉。

张轸

张轸（1894—1981），河南罗山县河口寨人，1908年入河南陆军小学。1916年起先后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9年被选送赴日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23年回国，在陕西陆军一师任参谋，1925年1月入河南陆军训练处任战术教官等职。同年10月任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12月调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九师五十六团任团长，1927年4月后升任师长、副军长兼师长。1930年8月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路军总指挥部任参谋长，后在国民政府军政部任职。抗日战争爆发时张轸任豫北师管区司令，1938年1月任第一一零师师长。同年6月任第十三军军长，1939年8月任陆军补充兵训练总处处长，1941年7月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六十六军军长，1942年12月任第十战区副长官兼豫南游击总部总指挥。1949年起义。

策 划：

莫连光

陈国民

雷四平

于应华

资料整理：梁 钢

图片来源：网 络

审 核：莫连光

图书馆党总支 宣

二O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