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指的是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于1976年10月6日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事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

背景

 

叶剑英与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

"四人帮"是一个利用党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内帮派组织和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随着权势的增长,"四人帮"的野心急剧膨胀。他们摆出一副所谓理论权威的架子,欺骗群众,网罗党徒,结党营私,拼凑班底,迫害老同志,搞非法武装,结成全国性的帮派体系,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内一大批老同志发难,严重危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结为政治团体，搞宗派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在文革期间互相勾结，逆行倒施。"四人帮"这一称谓最先由毛泽东于1974年1月初在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评中提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凌晨2时许，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问题了。后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1976年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并与叶剑英交换了意见。经汪东兴查明情况上报中央后，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通了气，大家极为震惊，并立即采取两点紧急措施:

(1)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2)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请示报告。

9月底，叶剑英敏锐地预感到，"四人帮"就要行动了，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他在西山住处，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法。此时被宣布"生病"的叶剑英，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没有被免去，并没有完全丧失对军队的指挥权。考虑成熟后，叶剑英找到华国锋，商讨处理"四人帮"的办法。他提议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然后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对此表示赞同。

1976年10月3日、4日，汪东兴分别向华国锋、叶剑英汇报了行动方案，得到了华、叶的同意[6]，10月4日上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武建华，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随同汪东兴以检查战备为名检查了拟作为隔离"四人帮"地点的地下工程，并进行了安排布置。

10月5日下午，华国锋在汪东兴陪同下亲自到地下工程视察，重点检查了几个隔离点的准备情况。

10月4日、5日，武建华随同汪东兴对实施拘捕"四人帮"地点的怀仁堂会场及其大小门出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和安排部署，又制订了几种应急预案，并从中央警卫局机关的局、处、科级干部及八三四一部队的师、团、营级干部中选出了对付王、张、江、姚及毛远新的五个行动小分队和参加此项任务的其他人员，并对他们进行了编组。

1976年10月6日上午8时，汪东兴让武建华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发出了通知: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两个: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因为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会议内容增加了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

晚6时半，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行动小组准时集中于指定位置。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上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随身警卫人员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过的"五间房"休息。汪东兴责成警卫处长丁志友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处切实执行，严格把关[2]。

晚7时20分到7时40分，叶剑英、华国锋等核心人员到达中南海怀仁。

晚7时55分，王洪文刚走进怀仁堂的大门，几名警卫就向他走来。王洪文一看不妙，立刻说:"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但话音未落，他就被制服，带进了正厅。突击队员牢牢地将他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华国锋对王洪文宣布对王洪文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王洪文惶恐万状，还未及作出反应，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戴上铐子，押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红旗轿车，拘押到隔离室内[6]。

晚7时58分，张春桥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性地沿着礼堂东侧走廊，由南向北缓步走来。当他迈进正厅后，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怀着除暴剪恶的强烈使命感快速出击，使不经一击的张春桥泥塑般呆立在华国锋、叶剑英的面前。华国锋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决定全文除改换了名字"张春桥"其他与对王洪文的宣布别无二致。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张春桥立即被戴上铐子，押解上车送往隔离地点。

押送张春桥的车上路后，武建华按照预定方案紧急赶到执行处置江青任务的张耀祠处，然后同张耀祠一起来到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拘押江青的任务。率行动小组进入春藕斋正厅，看见江青背西面东坐在沙发上。行动小组迅即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狡辩无用后用铅笔在一张信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

江青被带到隔离室后，武建华飞快地赶回怀仁堂，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江青已被顺利拘押。"鉴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已被顺利拘押，汪东兴果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晚8时25分，姚文元来到了怀仁堂东休息室。他刚一进门，就被行动小组扭牢，押到了武建华面前。武建华站起来，面对姚文元宣读了华国锋的"手令": "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行动小组把姚文元押到门外，上了铐子，押送到隔离室。

9时，叶剑英和华国锋命令耿飚带一个营去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构[3]。晚10时到第二天凌晨4时，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紧急会议。华国锋和叶剑英作了报告，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的行动，通过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一直拘押在由八三四一部队管辖的地下工程内。

1976年10月6日，最初将"四人帮"隔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顺序是按照其所担任的职务排列的。即王洪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也有人推测毛远新可能是集团的头面人物。但是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使得"四人帮"的核心是江青。

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在审理工作展开时，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实际情况，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远制造篡党篡权的夺权舆论，算三号;王洪文放在了第四位。

"四人帮"主要成员在审查处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的两倍。

1977年4月10日奉中央之命，"四人帮"被移交给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1980年11月10日，特别法庭派书记员到秦城监狱将起诉书副本，分别送达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

1980年12月，特别法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由军队方面选出88名代表，在北京京西宾馆，对10名主犯的量刑进行投票。与此同时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来信，这些信件集中到一点，就是"这些人罪恶滔天，不杀不能平民愤……"否则"刑法将是一纸空文"，力主杀掉顽固不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香港《明报》、《文汇报》等许多新闻媒体也发表意见许多国际友人、国际法律专家纷纷致电中国表明意见，江青的量刑成为国际上关注的重 。

公诉的10名主犯1980年12月24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法庭辩论。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出席，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主持，18名特别法庭审判员出庭 。

1981年1月22日，人民大会堂天津厅。特别法庭在这里召开合议庭评议会议。会议由特别法庭庭长江华主持。

1981年1月25日上午9时，北京正义路1号特别法庭进行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最后宣判。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其他:陈伯达、毛远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至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历史意义

 

1976年10月北京军民欢庆粉碎“四人帮”胜利

粉碎"四人帮"，终结了绵延十年、祸及亿众的"文化大革命"。那场政治专制、经济崩溃、文化凋敝、社会动荡、国民精神压抑和心理恐惧的浩劫，因此成为历史。无论当时的人们如何认识，"文革"终结的最大意义，就是昭示极"左"意识形态和集权政治制度的彻底失败。

粉碎"四人帮"是党中央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

评价

1977年7月2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对粉碎"四人帮"作出评价:"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和十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性质和历史意义作出了评价: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肯定了这一胜利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历史决议》的论断，如实地说明，粉碎"四人帮"，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同时，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开始。根据《历史决议》切合实际的结论，应该如实地肯定粉碎"四人帮"的界碑作用。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和"历史新时期"的分界线。粉碎"四人帮"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策 划：

莫连光

陈国民

雷四平

于应华

资料整理：梁 钢

图片来源：网 络

审 核：莫连光

图书馆党总支 宣

二O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